“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党史的学习,不仅积极倡导全党学习党史,而且率先垂范,对于“为什么要学习党史”“从党史中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党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什么要学习党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事情办得更好”“有所创造”和促进党团结统一的有效途径

认为,只有深刻了解掌握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历史,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的国情,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方向。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延安整风运动中,大力倡导全党学习党史,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把学习党史直接与党的事业成败联系在一起,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是把握现在、走向未来的向导。他说:“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还十分重视党史的教育功能,认为学习党史是促进党的团结统一的有效方法。他多次强调:“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拿历史来教育最有效力了”,学习党史“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党的光辉历程是党史学习的基本对象。它可以划分为若干个阶段,每个阶段又有许多具体的事件和人物,包含很多细节。是孤立地去看待这些具体的历史阶段、个别的细节,还是把党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呢?做出明确回答:“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认为,只有在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才能研究发现党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指出:“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他还强调:“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

把党的历史经验看作宝贵财富,他指出:“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研究中国党的历史,不仅要研究胜利的历史,也还要研究失败的历史。只有经过很多痛苦,才能取得经验。不要把错误认为单纯是一种耻辱,要看作同时是一种财产;不能说错误路线没有用处,它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他在谈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带来的危害和损失时说:这些教训和经验是不能不予以认真检查和总结的。只有对以往走过的道路、所遇到的事件、所犯的错误或成功作个认真负责的检查和总结,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对革命才会有益,才有助于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认为,党的伟大精神是在党长期奋斗历程中产生的,成为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谈党史时常常会针对现实问题阐述党的伟大精神。比如,1956年,他在党的八届二中会议上讲红军长征过草地历史,讲辽西战役中战士不拿老百姓一个苹果的历史,用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精神启发教育全党。要求广大党员从党的历史中学习、弘扬党的伟大精神,号召全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怎样学习党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文献资料的掌握、整理、分析,采取“古今中外法”

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采取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来学习党史。他认为,如果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党史,“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他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认为,学习党史要紧密结合现实,为现实的斗争服务,首要的是结合中国的现实。他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应该“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他严厉批评了党史学习中“言必称希腊”的主观主义态度,指出:“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坐在中国身上。”

十分重视党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强调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延安时期,他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部大型历史文献集。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亲自主持编辑了《选集》第一至第四卷。这些文献集的出版,不仅对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产生积极推动作用,而且为党史学习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文献和重要的理论指导。还多次表示要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编写中国的历史。

提出学习党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即“古今中外法”。这一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要求:“研究中国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他还设想,为了系统地研究党史,将来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这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古今中外法”十分形象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理论和方法,并有新的发展。运用这一方法研究党史,对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行科学评价,对全党的党史学习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善于学习总结党的历史,是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秘诀”,也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要答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创新发展、与时俱进”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等一系列试卷,而这些都离不开扎扎实实的党史学习。广大党员只有学好党史,才能不断提高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满怀信心地投身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之中。因此,必须把党史学习作为一门必修课,不仅在这次党史学习教育中集中统一学习,还要在以后广泛、深入、持久地学习下去,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从党史中汲取真理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和奋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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